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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厅入口处 画面右侧低头沉思的人是陈逸飞的自画像，也是他唯一一次在作品中画自己的背影。背景中，中国自1921年以来的历史云烟，鸦片战争、甲午风云、八国联军等历史事件被勾勒在半透明的画布上，是中国近代历史中反思自我与历史，寻找人文主义思想的艺术形象。
“踱步：七十年的走过”研讨会嘉宾学者 即使没有亲历过这段历史，现在回头看新中国美术创作所表现的时代内容，依然能够让观众怦然心动。当时的艺术家们尽管题材单一化，但作品的构思、构图、色调上无不看出用心和细致。因此陈履生认为，艺术家智慧地将个人风格隐藏其后，配合时代需要的同时，推动艺术的普及提高，呈现出了新时代的艺术新天地。 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殷双喜在研究新中国美术中的民族表达与国家叙事中发现，从50年代开始，长征路上的写生开启了另外对于民族的表述，通过风景画反映国土和国家统一的意识。而边疆的原生态，让艺术家们创作时也淡化政治性，强化了审美性。“在所有的边疆题材、民族题材的作品里，土地、妇女、路、交通工具这几乎成为最具有符号性的要素，还有集体主义、家国情怀等等”，黄宗贤谈到少数民族美术创作时也说道。 虽然在技术上尚有可供挑剔的成份，但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安觉得，画家投入的真挚情感和精神，也是促成作品成为经典的因素之一。“现在我们对于历史和美术总是相对站在一个固定的时空立场上，去讨论好坏对错。实际上通过这些作品，可以发现中国绘画这几十年一直在曲折道路上，努力前行。 ” 现今回看这一时代下的作品，四川大学教授黄宗贤很感慨，“它们是镶嵌到我记忆里的精神图像，收藏这些经典不仅是收藏了美术作品，更是收藏了几代人的文化记忆，也为未来收藏历史记忆。”
龙美术馆馆长王薇 近期，“踱步：七十年的走过”展览将龙美术馆馆长王薇收藏的新中国主题美术创作集体呈现在观众面前。王薇首次将这批题材作品拿出来，是2009年在上海美术馆举办“革命的时代：延安以来的主题创作展”。有人曾质疑她是要办展后售出，但王薇却说：“我收藏的这些红色经典的作品一幅也不卖。”也是那次展览，让她产生了创建私人美术馆的想法，才有了后来的龙美术馆。
展厅现场 起初买油画是为了装饰，到2003年，因知道作品曾收录在小学课本中，王薇第一次收藏红色经典油画张洪祥的《艰苦岁月》。 这时候的王薇对革命题材作品的存世量没有概念，她坚持收藏是因为红色经典作品下的悲欢离痛，起起落落深深印在这代人骨子里，不是市场操作就能制造出来的。而且她发现这类作品基本被收藏在博物馆，更坚定了信心。 收藏渠道几乎全部来源于拍卖行，只要听说哪里有作品，王薇便会马上过去，经常早班飞机去，晚班飞机回的“悄悄收”。16年里，王薇收藏这一题材的藏品总体量近300件，涵盖了延安时期以来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另外也收藏有这一时代的连环画、手稿及其它文献资料，是其个人最重要的收藏体系之一。
展厅现场 龙美术馆所收藏的新中国美术创作作品填补了公立机构这类题材收藏的空缺，广州美院美术研究所所长梁江在策划广东美术大展时，曾向龙美术馆借展《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等作品，“王薇能将红色经典题材作为自己的收藏方向，这是她的眼光所在。” 所以从梳理方面，陈履生认为，建立完善的私人收藏体系有利于带动主题学术的研究。
陈逸飞 《踱步》 布面油彩 186×356厘米 1978 展厅进门处便是陈逸飞的《踱步》，2009年刘益谦在北京保利拍卖现场时，王薇特别发短信叮嘱，一定要拍下这件作品。当时经过60多轮竞夺，在超出预算1000多万元的情况下，创下了陈逸飞作品拍卖的世界纪录。在龙美术馆举办的相应展览中，《踱步》经常是不可缺的存在。
“踱步：七十年的走过”开幕式以研讨会形式开启 新中国美术70年来作品是如何被生产，背后的历史和状况研究还刚刚起步。殷双喜觉得，70年来背后的风云变幻随着各个方面档案、资料的拓展，会使过去对新中国美术粗浅概念化的认识得到深化，也更加具体。 【新的艺术形式：新年画、新版画】 处于抗战的中国，文艺工作需要为全民族服务，“艺术已是革命大齿轮上的一颗螺丝钉”，黄宗贤形容美术创作在当时的意义时表示。 当时美术工作者以木刻、年画等形式积极展开抗日宣传活动，创作了大量反映了当时战争、生活场景的作品。在“踱步：七十年的走过”展览中特别设立了版画专题展区，呈现从20世纪30年代为开端，特别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前后，在延安等革命根据地的版画作品。
沃渣《防空》 木刻版画 11×6.5cm 1939 沃渣1939年的《防空》便是其中之一，为了使作品容易被大众接受，沃渣在艺术形式的大众化和民族化上吸收了当地民间美术如剪纸、窗花、木版年画等元素，形成了清新淳朴而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风格。这种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起到了及时宣传抗战实况，呼吁大众一致抗日的积极作用。
李少言 1940年创作的《八路军120师在华北（31幅）》版画(部分) “抗日军民的火热斗争激励着我, 感到非刻不可”，李少言从1940年1月到1941年2月的一年间，面临两次反“扫荡”战，一共刻了大概一百幅《八路军120师在华北》。而在“踱步：七十年的走过”展览现场，呈现了其中31幅。
古元《减租会》 除了战争，反映当时老百姓生活场面的《减租会》也是延安时期代表作之一，它表现了贫雇农对地主进行说理斗争的场面。古元在这件作品中对地主的刻画最为精彩，头戴有标志性的瓜皮帽，厚实的羊羔皮袄，“云子勾”棉鞋，显示有别于周围贫雇农的身份。另外古元对农民的动作和表情也恰到好处，将贫苦百姓千年来受地主欺压，终于农奴翻身的心态刻画得淋淋尽致。
《怒潮组画(4幅)》 李桦 木刻版画 20.5×27cm×4 1946 李桦也在抗日抗争结束后创作了《怒潮组画》，描绘了农民不堪忍受欺压到反抗的画面。但画面并不是对某一次农民反抗的具体描绘，而是以现实生活为依据，对无数农民起义的概括归纳，而提炼出的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和典型场景。
赵延年 《抗议》 木刻版画 38×48cm 1956
鲁迅像 力群 纸本黑白 木刻 10×12cm 1936 另外，这一时期中的很多版画家出于对鲁迅的敬仰，创作了大量表现鲁迅形象和事迹的作品。为了实现作品的真实性和深刻性，赵延年读了大量鲁迅著作及历史资料，深入生活、反复构图研究。而艺术家力群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作品风格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转向以延安老百姓的审美为价值取向，向中国美术传统学习，他用版画刻画了第一代领导等形象。 这时期的版画对新中国的实际而开始历史性的转型，并在抗战中得到了充分的应用。随之带来的是版画技法向精致化和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从宏大叙事到情趣小调，新时代的新生活在版画的表现中呈现了新的风采。 【永恒的题材：每个时期的主题性创作】 从新中国以来的组织创作中，“表现革命斗争和解放战争的历史题材”就成为美术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历经几十年的发展成为主题创作中的永恒题材。 什么是主题性创作？黄宗贤将其总结为“指对历史和现实产生重大广泛影响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为表现内容，能够唤起国家和民族、甚至世界共同文化记忆，引起共同关注的、引发普遍心灵和共鸣的主题。”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西安美术学院新中国美术研究所所长陈履生担任策展人 如果提到“红色题材”作品，率先想到的可能是“红、光、亮”、“高、大、全”的单一印象。陈履生分析，因为“美术创作对于主题过度关注，出现了题材单一化、政治化等倾向，削弱了艺术表现的多样性，使得这些作品缺乏地域特点，少有个人风格，可以明显看到当时在表现主题上的主流风格和主流样式，这对美术创作带来了负面影响。” 但这时期的艺术家积极深入生活，多方面挖掘了时代生活中的丰富内容，从宏观到细节，从重大事件到生活和家庭、党政军民学、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都显现了新中国不同于过去的方方面面，也反映出新中国主题创作的时代特色。 20世纪以来，“主题性创作”的兴起是在抗战之后，有三个最活跃的时期。每个时期都有代表性作品，这些作品“构成了精神观念和现世景象的完整系统”，黄宗贤表示。
招炽挺、赵淑钦、王孝柏 《向井冈山进军》 布面油彩 152×268cm 1975 第一个活跃期是从1953年到1959年，文化部、历史博物馆、军博把以中央美院为主全国最知名的艺术家召集起来，专门讨论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向井冈山进军》便是其中代表性作品。 招炽挺、赵淑钦、王孝柏三位艺术家沿着毛泽东秋收起义后进军井冈山的路线前行，步行了500多公里，把部分采访对象作为创作原型，进行写生、整理，从采风到创作完成历时8个月。 这件作品有两个版本，第一件于1977年收藏至军事博物馆至今。后来在庆祝建军50周年，以此为蓝本又创作了第二件作品，也就是现在的龙美术馆馆藏，两件作品在人物衣襟、盛水的竹筒、人物的增减等细节上有所不同。第二件作品在完成后参展当年的全军美术作品展览，便留在广州军区。之后流失，曾辗转新加坡、日本等多国后，2005年才得以回国。
《中华儿女——八女投江》全山石 布面油彩 192×300cm 1989 全山石最初创作《中华儿女——八女投江》是20世纪60年代，受黑龙江博物馆邀创作。全山石查阅了大批资料和形象，甚至在牡丹江实地考察，亲身经历了险被洪水吞没的险况。他以丰富里的历史知识和想象力，对艺术语言的驾驭能力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了一幅真实、壮烈而令人震撼的画面。作品终于历时两年完成，却在特殊时期被当作宣扬战争恐怖的代表作而损坏，龙美术馆这件作品为1989年全山石重新创作。 龙美术馆现场“领袖与革命 ”专题中也可以看到许多共产党革命历史的主题创作。从南昌起义、向井冈山进军、红军过夹金山、长征路上，到胜利渡长江等，艺术家们从不同的方面表现革命历史，反映革命过程的曲折和艰辛。
《南昌起义》 黎冰鸿 布面油彩 119×159c m 1977 一幅作品后期创作多幅，也是当时特点之一。黎冰鸿的《南昌起义》共画了五个不同版本，1958年创作的第一幅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本次展出的是其1977年重新创作。陈履生认为，“因为画作受欢迎，不同博物馆都要收藏，因而需要画不同版本，但不同版本之间不是简单拷贝，而是富有变化。画家对于创作的认真以对于绘画表现的严谨态度，都值得这个时代的美术创作者思考。”
《艰苦岁月》 张洪祥 布面油彩 175×221cm 1973 王薇收藏的第一件红色题材作品《艰苦岁月》，是毛泽东当年在井冈山的茨坪领导工农红军艰巨创业的故事。张洪祥曾两次赴井冈山深入写生，在茨坪进行了大量写生，历时3年才创作完成。可以看到当时革命根据地的物质条件匮乏以及生活的艰苦，但他们饱满乐观的精神证明红军战士有充沛分“政治营养”。
《长征之路》沈尧伊 布面油彩 185×300cm 1980 在主题性创作中，不能忽视一位艺术家：沈尧伊。他的长征题材作品不仅产生过重大社会影响，而且是美术界公认的经典作品。从1975年开始，沈尧伊开始投入到长征题材创作中，多次到长征路上写生积累素材，《长征之路》便是在基础上，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创作，历时一年完成。作品中综合了长征过程中的主要事件，通过富有想象力的光圈，将红军“翻雪山”、“过草地”“飞夺泸定桥”等不同历史事件和场景，以蒙太奇的手法组合在一起，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力作。
《四渡赤水》 申根源、梅肖青、孙向阳、王天任 布面油彩 172×250cm 1976 《四渡赤水》是以长征为主题的大型革命历史画，表现了红军长征途中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是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成功范例。因此这件作品背后的历史意义和文献价值不可言喻。迎风招展的红旗提亮了整个画面的色彩，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而战争气氛紧凑而巧妙的结合，反映出画家们驾驭画面的能力。
《刘邓大军过黄河》 邓邦镇 布面油彩 109.5×22.7cm 1977 《刘邓大军过黄河》是邓邦镇家属上拍。1977年正值建军五十周年，当时邓邦镇想创作一幅表现有关邓小平的作品，看了一些历史资料后，决定画《刘邓大军过黄河》。但在绘画中还是受到特殊背景影响，直到宣传部出面担保，《刘邓大军过黄河》才能在尚未安稳的运动风潮中得以继续创作，作品几番沉浮的命运反应出文革美术史的特殊及重要面貌。
展厅现场 黄宗贤认为 “主题性创作”的第二个活跃时期在“文革”期间，这时期形成了特殊的美术语言、风格和美学的体系其中“红、光、亮”的艺术风格、“高、大、全”的形象塑造都是值得研究的。在展厅“战争与和平”和“生产与建设”专题中，能看到这时期所形成的特殊美术语言、风格和美学体系。
《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沈嘉蔚 布面油彩 189×159cm 1974 《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站岗》与同时期的“红、光、亮”，“高、大、全”完全不同，虽然20世纪中国美术的发展过程当中诞生了许多重要作品，但像《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站岗》一样，原作与丰富素材、相关联作品以及日记等完整流传下来的极少见。 在2018年，龙美术馆为特别推出沈嘉蔚“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特展，围绕《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的形成过程，集中呈现艺术家创作于1968年至1976年间的手稿、速写、素描、油画作品等90余件。《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是整个7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但作品经历了“改脸”、破损、修复，也曾藏于床底17年。龙美术馆馆长王薇认为，通过这件作品，可以看到一位艺术家孜孜不倦的艺术探索之路，也看到了在作品背后那一代人浓浓的爱国之情。
《解放区的天》 尚扬 布面油彩 80×178cm 1977 《解放区的天》是尚扬在文革结束后创作的第一幅油画，也是他作品中较为罕见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1977年春，尚扬为了在湖北省筹备的建军50周年美展上，争取一次画画的机会，设法让自己的草图参加了观摩，结果草图被选中。后以半个月时间完成，也成功参展。当时的尚扬因为特殊原因已经12年没有接触油画，所以这件作品也是他重回艺术之路的契机，作品中较为写实的手法和画面的纵深空间，影响了尚扬后来的艺术风格。
《战火青春》 邱瑞敏 布面油彩 148×68cm 1978 邱瑞敏曾应邀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和中南海创作历史画，但他这类题材的作品并不多，仅有的几幅可以看出他超强的绘画功底。他并没有对大的战争场面进行描绘，而是将聚焦在枪林弹雨背着伤员的女战士身上，通过以小见大的构思来反映解放战争时期的场景。
《党的委托》 田克盛 布面油彩 130.5×19 6.2cm 1974 《党的委托》是田克盛早期的主题性作品，人物造型采用特有的“高大全”以及“红光亮”的表现。作品以解放军空军女飞行员参加抢险救灾的战斗生活为题材，表现了空勤机组在起飞前由女机长下达上级命令时的庄严场景。
《中朝会师》万今声 布面油彩 113.5×220cm 1959 万今声创作的画面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者和朝鲜人民军胜利会师的场景。万今声用不利于人物表达的全景式构图，将人物动态与分布穿插，既真实生动又符合构图的协调与整体感，两国国旗更是点明了联合作战的意义。
《路标》 梁玉龙 布面油彩 140×210cm 1957 艺术家梁玉龙曾以志愿军的身份两次赴朝鲜，“当我扩过鸭绿江进入朝鲜，目光所及都是断壁残垣…公路沿线的男女老少，不顾昼夜抢修被破坏的地段”，梁玉龙根据这一情景创作了《路标》，朝鲜妇女在雪夜中，背着熟睡的孩子，提着马灯站在悬崖边为中朝的坦克做路标。这件作品也曾印制成动画，作为礼物赠送给朝鲜访华团，是抗美援朝题材中的一件代表性作品。
《水》 路巨鼎 布面油彩 186×132cm 1980 《水》也是表现抗美援朝题材的代表作之一，作为铁道部系统的艺术家，路巨鼎一直长期深入铁道建设公司及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路巨鼎都用画笔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描绘，创作了大量反映少数民族生活和讴歌铁道兵战士业绩的作品。这件作品的特别之处是，画面只有老弱病残，表现了战争的残酷，又有朝鲜人民对志愿军的支持。
展厅现场 另外建设新中国也是新中国美术创作重要主题之一，通过建设主题来改变传统艺术的面貌，进而改造从旧社会进入到新中国的画家也是一条必由之路。这类主题的创作表现了人民对建设强大国家的努力，对改造山河的决心，对祖国从一穷二白中走向国富民强的美好愿望，包括工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和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恢复重建等。
《抢收队》涂克 布面油彩 67×87cm 1947 《抢收队》是涂克深入生活，经历了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的基础上而创作，画面中的人物正在往竹筐里捡玉米，脸上洋溢的笑容，也曾侧面反映出土地改革为农民带来的生活上的实际变化。
《演出之前》 高潮 布面油彩 90×130cm 1956 为了配合全国开展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全国美术届开始以此为专题进行创作和下乡体验，并以作品及时为合作化运动进行情况报道。高潮的《演出之前》是普通农村剧团演出前的场景，这种典型化的场景将农村基层文化中的诙谐反映到画作中，也表现出了合作化之后的农村新气象。
《王铁人》 闫振铎 布面油彩 160×135c m 1973 王进喜是大家都熟悉的，闫振铎深入了解王进喜的形象和事迹后完成了《王铁人》。这件作品中，闫振铎完全自己构思，但在动作和道具上依旧是那个时代的特点，作品想要展现是他“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状态。作品并不是“红光亮”的类型，尽量追求接近生活的真实感。
展厅现场 黄宗贤提出 “主题性创作”第三个活跃期是新世纪以来，倡导文化自信、文化自醒，讲好中国故事，从史材到5千年文明重大创作工程，到锦绣中华几个重大事件，以此发出中国声音，重构历史文化记忆。 但新世纪以来的主题性创作与之前的存在区别，“50到80年是需要通过历史叙事证明新政权的合法性，有它的艰难性、必然性，要证明它的合法性。90年代后的作品关注民族精神性，而今天我们在参考重大创作工程是身份建构与确立的问题”，黄宗贤表示。 在殷双喜的研究中也有提到，2000年开始美术创作中的人物肖像和塑造越来越多，大团体、多民族的表现逐渐减少，“这说明民族表现背后的团结概念越来越淡化，现在逐渐变成了审美的对象。” 【时代性的特征：领袖题材创作】 本次展品中相当一部分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的作品，特别是在领袖题材上。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地位以后，其形象不断不限在一些公众场合。在美术创作历史上，关于领袖与人民群众题材的主题创作，成了自延安以来“革命美术”的基本但又十分重要的题材。 在王薇的藏品中，也有一批领袖题材作品，在本次展览中以“敬仰与歌颂”呈现。以毛泽东画像、塑像以及关于毛泽东的主题创作的作品，在60年代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仅是数量的大幅度增加和表现范围的扩大，而且在表现方式上也与过去有着很大的不同，显现了60年代中期之后十年中的创作特点。
《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 陈衍宁 布面油彩 172.5×29 4.5cm 1972 陈衍宁完成历史画《秋收起义》后，便被安排创作《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当时《毛主席去安源》这张“样板画”刚出来，印刷发行到全国。而陈衍宁创作《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时有一个很重要的意识，就是想和“样板画”拉开距离。 《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能保存得比较好，归功于当时陈衍宁在10天一气呵成，因为这种颜料如果在没干时再加一层，后期容易脱落。2005年这件作品上拍嘉德拍卖，王薇原本志在必得，但在940万元时被朋友告知“差不多了”，被乌里-希克竞得。后来“红色经典”作品受到冷遇，《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退回市场，才让王薇有机会重新将其收入囊中。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红艺兵 纸本水彩 155×100c m 1967
沈尧伊《毛泽东像》2幅 当时最具特征的是借力于艺术学院“红卫兵”的宣传，他们用简单的形式绘制和刻制毛泽东肖像作为宣传方式，这类作品造型简洁、人物特征明显，利于临摹，这类版画作为“文革美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演绎了这个时期的历史，也是这一时期特有的产物。 沈尧伊的《毛泽东像》作品，让毛时安回到了自己曾担任报纸油印员的时期，当时他经常将这些图像刻在刻版上，“在展厅看到沈尧伊画‘长征’、‘遵义会议’的作品，我感觉到当时画家们一直在寻找各种可能的顽强自我表现力。”
《钢琴伴唱红灯记》沈尧定 纸本水粉 82×82cm 1967 沈尧定的《钢琴伴唱红灯记》是同名舞台纪录片的海报。画面中沈尧定将钢琴与现代京剧结合，是当时比较新颖的作品。沈尧定采用典型的文革美术样式，画面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口号，强调了这一时期中西结合和毛泽东的文艺方针的关系。
《毛泽东像》 靳尚谊 纸本素描 39×29cm 1967 在众多表现毛泽东题材的作品中，靳尚谊创作了许多重要的代表作，而在“文革美术”中，靳尚谊也承担着为别人的创作修改毛泽东形象的任务。为了创作，他会画一些肖像素描，这件《毛泽东像》代表了那个时代素描技巧的较高水平。
《伟人归来》 苏高礼、 杜键、高亚光 布面油彩 158×233cm 1977 王薇的藏品中，也有几件苏高礼、 杜键、高亚光合作的作品。《伟人归来》是三人希望借此寄托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和对人民领袖的思念。他们在画面中通过人物笑容可掬的表情和生动自然的姿态，给人以真实和亲切的感觉。背景中变化的色彩，说明艺术家们在油画艺术语言上的努力。 不管如何评论这段美术创作的发展，不可否认的是，看中国绘画要建立一种灵动、变化、与时俱进的历史观。毛时安认为，“中国文化既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文化自信应该体现在我们始终以立足本体、以一种开放的胸怀面对八方来风，创造出自己的东西，创造出来让人们感觉温暖的，为时代留下的艺术。” 注： 1、本文资料来源于“踱步：七十年的走过”开幕式以研讨会； 2、陈履生著《革命的时代——延安以来的主题创作研究》（人民美术出版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