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社会善于吸收融合西北各民族文化及外来文化，因此服饰呈现出多民族性特征，“胡服”现象极为流行。而胡服的这种流行性，也正符合了“服妖”传播快、流行广的特点，正是这种无法阻止的流行，为一些保守人士所忌惮，认为是社会灾异的先兆。

但是在唐朝，这种外来的服饰文化却广泛的传播开来，为大多数唐人所接受，甚至“爱不释手”，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安史之乱时期。这种影响尤以妇女服饰胡化现象极为明显。

 

唐代胡服被称为服妖的原因，总结起来，有以下三个方面:

1、

一种服饰被称为“服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此种服饰广泛的流行性和深远的影响力。至于胡服对中国服饰的影响，许多学者皆感慨颇多。如北宋沈括在其《梦溪笔谈》言：“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故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靴，皆胡服也。”南宋朱熹亦曰：“盖自唐初己亲五服之服矣”，“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领衫、靴鞋之类，先王冠服扫地尽矣。中国衣冠之乱，自禁五胡，后来遂相承袭，唐接隋，隋接周，周接元魏，大抵皆胡服。”

唐代胡服盛行的规模非前代所能相比，究其根源，总结前人研究成果，这与统治者的开明民族政策以及唐朝当时独有的开放社会环境等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

 

唐王朝的建立者李渊出身关陇贵族，其祖父李虎官至太尉，为西魏八柱国之一，死后追封为“唐国公”，其父亲李昌，袭爵唐国公，北周时任安州(湖北安陆)总管、柱国大将军。唐高祖母亲为独孤氏，唐太宗母亲为窦氏，唐高宗母亲为长孙氏，她们都是胡人后裔。

“如果单看女方血统，唐代建国初期各个君王的母亲，不论是独孤氏，还是窦氏，都是胡族，并非汉族血统，因此大唐李氏王朝的血统中是有着胡族血脉的。”这说明唐朝最高统治集团中许多人有胡人的血统，或者本身就是汉化胡人。关于这一观点，唐代笔记小说中关于唐朝皇室的一些描写，可以推测出李唐皇室的胡风色彩。

 

《酉阳杂组》中记载：“太宗虬须，尝戏张弓挂矢，好用四羽大苛”。这些关于李唐皇室的外貌描写可论证唐朝统治阶级是有着胡族血统的，因此唐朝统治集团本身“华夷之辨”的观念比较薄弱，极有利于胡服在社会上的流行。

唐朝建立后，国力日渐强盛，尤其到开元、天宝年间，唐都长安不仅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也成为国内外各民族和外国人的集散地。在此种背景之下，外来音乐和舞蹈传入了中原地区。唐太宗时的《十部乐》，分别是燕乐、清商、西凉、高丽、扶南、龟兹、疏勒、康国、安国、高昌十部，除清商是南朝以来的雅乐，燕乐是新作外，其余八部几乎全部来自西域或域外各民族的音乐，为唐代社会各阶层所接受。

 

除此之外，胡舞也成为唐代人们的娱乐方式之一。据资料记载，唐玄宗是胡舞的积极倡导者。“自《破陈舞》以下，皆擂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声振百里，动荡山谷。”

由此可见，胡舞在社会上的盛行必定带动胡服的流行。因为胡舞者的穿戴打扮，有着浓厚的胡风色彩。当胡舞为唐人所热爱时，舞者们的穿着也必定为唐人所喜欢，甚至为唐人竞相模仿，胡服自然而然日益盛行。

唐朝时期，胡汉之间的通婚比较多，不论是上层阶级和下层平民，都存在不少这样的现象，这也促进了胡汉文化的交流。在公主婚姻问题上，许多皇族公主的婚姻都成为笼络少数民族的政治工具，实行和亲政策，将宗室皇女嫁与少数民族首领。

 

比如唐朝初期，公主的附马中有出身胡族的人不在少数，据汤勤福等人统计，“高祖19女中有7位嫁给胡族，占36%；太宗21女中有8位胡族附马，占38%；玄宗30女，其中5位嫁给胡族大巨；其余诸帝亦有嫁女于胡族者。”

除了统治阶级，下层百姓胡汉通婚亦较常见。如《东城老父传》记载，“元和年间，北方的胡人与在京城与汉人相处，长安的年轻人，在娶妻生子方面，基本上都有一颗相胡的心”。

通婚最明显的影响便是文化的交融，比如服饰风俗的胡化。一方面，胡人自己带来了异域的服饰风俗，另一方面，这种血统的交融，促使唐人更容易接受胡服。

 

唐朝前期以强大的国力为后盾，在处理少数民族问题上，从高祖李渊到玄宗李隆基，可谓是空前开明，几乎都推行“华夷一家”的民族政策。据《资治通鉴》记载唐高祖:“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肤赤子，肤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将周边各民族的子民视为一家人，在对待少数民族问题上极为宽松。

贞观四年，太宗曰：“隋炀帝性好猜防，专信邪道，大忌胡人……又诛戮李金才，及诸李殆尽，卒何所益？终被宇文化及使令狐行达杀之。”唐太宗善于以史为鉴，他认为隋炀帝听信邪门歪道，忌讳胡人，不是为君之道，作为君主，唯有正身修德，其他的皆是虚事。

唐太宗在对待少数民族问题上，明确提出“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史书还记载太宗：“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并且中国自古以来，都以中原地区的汉人为尊贵，而将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为夷狄，而我将四海一视同仁，使各民族都得到尊重。在这种开明且怀柔的民族政策下，册封、和亲、互市等措施相继实施，大大促进了汉族与国内外各少数民族间的交流，唐太宗更被尊称为“天可汗”。这种规模空前的和平民族交流，促使各民族文化相互渗透，“一股属于游牧民族的豪放之气开始注入含蓄、谦和的汉族文化中。这种豪放之气表现在服饰上便是妇女们对胡服、男装、戎装的倾心。”

 

除此之外，唐初统治者实行的较为怀柔的民族政策，使通往中亚、西亚、阿拉伯半岛等国家和地区的道路畅通。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等中外交流的主要道路，“外族商人引进中原地区，胡商云集，同时也带来了外族的风俗习惯、服饰、音乐等文化”，中外海陆交通的发达不仅促进了唐朝商业的繁荣，也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促使唐代服饰等众多生活习俗受到外族文化的影响，而显现出胡化的特色。陈寅烙先生曾说:“李唐一代为吾国与外族接触繁多，而甚有光荣之时期。”

胡服在唐代盛行的因素是及其复杂的，除以上几点原因之外，还有人认为“唐初妇女喜欢穿窄瘦上衣的风气，可能依然是北朝胡服流行的余韵，同时有西域以及境外风俗的影响。”北朝大多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少数民族的服饰大多实用性较强，也许正是这种实用性的因素，使其一直在北方的服饰中得己保存，并为唐朝大多数人，尤其是下层劳动者所接受。

 

2、

胡服在唐代并非一直流行，为唐人所接受。唐朝时期的胡服形制，主要有羃䍦、帷帽、珠帽、袴褶裤、对襟窄袖衫、小口条纹裤、跇躞带及织成靴等，这一形制主要盛行于初唐到盛唐时期，中唐贞元以后一直到唐朝末年，虽然胡服依然存在，但是胡风因素大大减少，社会上基本己逐渐恢复魏晋以前的礼仪观念，而胡服逐渐为大多数唐人所抵制。

如唐代姚汝能在《安禄山事迹》中记载：“天宝初，贵游士庶好衣胡服为豹幅，妇人则步摇，衣服之制度，襟袖窄小，识者窃怪之，知其戎也。”指出天宝初年，长安上层阶级流行的胡服的风气，被当作安史之乱的前兆。

五代时期，后晋的刘昫等编著的《旧唐书》中也记载：“开元来……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故有范阳揭胡之乱，兆于好尚远矣。”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唐人对于胡服的排斥，甚至将其当作安史之乱的征兆，这种现象，在当时并未明确称之为“服妖”，但这种将某种服饰现象与当时的社会灾难结合在一起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符合“服妖”定义，即唐朝后期，人们将“胡服”视为异服。

 

唐人将胡服等生活中的胡化现象，视为“安史之乱”爆发的先兆，中唐诗人白居易的《胡旋女》中诗云：“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从兹地轴天维转，五十年来制不禁。胡旋女，莫空舞，数唱此歌悟明主。”元稹的《胡旋女》：“天宝欲末胡欲乱，胡人献女能胡旋。旋得明王不觉迷，妖胡奄到长生殿。胡旋之义世莫知，胡旋之容我能传……玄宗始悟坤维转。寄言旋目与旋心，有国有家当共谴。”这两首诗都将胡人跳胡旋舞的现象，与“安史之乱”联系在一起。而胡人跳胡旋舞必穿胡服，从中可推断出胡服在当时反胡的大背景下，同样被当成妖异。

唐代前期，服饰兼收并蓄，具有明显的胡化倾向，而唐代后期，服饰表现出明显的汉族服饰传统，具有显著的排胡倾向。这种变化与当时的社会变革有着重要的联系。把持北方兵权的胡人安禄山和史思明领导的叛兵，将盛世大唐带入到水深火热中，给当时的唐人带来了深重苦难，也给唐人的心理埋上了深深的阴影，即使在“安史之乱”平叛以后，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唐朝社会出现了对胡人的敌视和对“胡化”的排斥，反胡现象在唐代中期以后，一直蔓延在唐代社会生活方方面面。

 

据《旧唐书·肃宗本纪》记载》：至德二载(757年)十一月，肃宗进入刚刚收复的长安后，“宫省门带‘安’字者改之”。“安”字本身寓意是美好的，但在这里却将其改掉，可见人们对于安禄山的憎恶。

“安史之乱”后，生活在中原的大多数粟特人的墓志有个明显的变化，即讳言出身，他们力图用改变自己的出身和郡望的做法，来与胡人划清界限。连住在长安的胡人都不愿提自己是胡人的出身，当时的反胡程度可见一斑。那么具有明显胡风特色的胡服，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被称之为“服妖”，就不觉得奇怪，有根源可寻了。

3、

隋唐时期，胡服流行的样式日益繁多，流行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在胡服影响如此之大的唐朝，虽说没有明显将其称之为“服妖”现象，但是后人对于唐朝这种现象却未有如此胸怀，明确称其为“服妖”。

 

最具代表的就是宋代欧阳修，《新唐书·五行志》载：“唐初，宫人乘马着，依周旧仪，著羃䍦，……皆妇人预事之象。”“太尉长孙无忌以乌羊毛为浑脱帽”，“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这两种胡服，《新唐书》记载皆“近服妖也”。欧阳修等人将唐初妇人着羃䍦认为是妇人干预政事的先兆，将胡帽以及假髻皆认为是“近服妖”。这些在当时社会并未明确提出是“服妖”，而到北宋时期却尽称之为不详之兆，这与唐宋两朝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差异有着密切联系。

唐朝是一个大一统社会，在“安史之乱”以前，社会稳定。而欧阳修等人所生活的北宋仁宗统治时期，社会积贫积弱的局面己形成，辽和西夏严重威胁着北方和西北边疆，政治和社会危机日益严重。《新唐书》在此背景下编著，且为官修史书，必然有着严重的维护封建正统思想，且当时北宋面临着外族的入侵，那么对于外来“胡服”，必然会联想到“胡人”对于宋代统治的威胁，因而视为不详之服。

 

宋代时期，理学兴起，正如前文所述，理学极为强调维护封建统治的和封建伦理道德，其思想强调注重中华民族的气节，注重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二程”强调“万事皆出于理”，“有理则有气”。遵循当时的社会秩序即是“理”，否则便是违背天理。那么在当时社会背景下，着“胡服”的行为，明显是违背传统汉服制度，违背封建统治的行为，不符合中华民族的气节，也成为了理学家门们所谓的逆天理，“胡服”也就成为遵循理学的学者们眼中的“服妖”。

来稿/爱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