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shion Week is Dying”（时装周正在走向死亡），已经成为不少时装专业人士茶余饭后必谈的话题。这不是一种无迹可寻的谬论，时装周的确正在慢慢失去它原有的职能。
　　时装周一直以来都是为了那些专业买手和具有话语权的时装编辑而设。一年两季的时装周可以提前6个月，让编辑们知道流行趋势制定出版内容，让百货商店和买手做出商业计划。但如今，随着Instagram、微信、微博和抖音这样的社交媒体的崛起，为品牌造势、传播影响力成为时装周新的职能。明星网红们扎堆看秀，品牌大搞噱头吸睛，时装周和时装秀变得娱乐性质浓重，正在演变成徒有虚表的名利场。
　　善于在时装秀上“搞事情”的品牌成为行业标兵，引得其他品牌纷纷效仿。Gucci总裁兼首席执行官Marco Bizzarri曾言，时装秀的意义如今是一种象征和宣言，早已失去它原始的功能。衡量时装周价值的标准也不再单一为具体订单量，媒体影响力的价值也逐渐成为决定一个时装周成败的关键。在刚刚结束的2020秋冬季四大时装周上，Jennifer Lopez再次穿上Versace的礼裙重现风采，嘻哈歌手Cardi B亮相时装周，成了整季讨论度最高的事件。
　　时装周职能发生的变化与人们购买时装的方式改变有着紧密联系。在电商高度发达、时装产业历史简短的中国，时装周倒发展成了另一种面貌，催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时装产业。当时装周的形式被唱衰，中国的时装周倒是遍地开花。
　　其中，一年两季举办 200 多场时装秀的亚洲最大订货季——上海时装周最具时尚话语权，但它的竞争对手也不少。
　　除了我们熟知的上海时装周、中国国际时装周，近年来在公众的视野里也涌现出诸如深圳、武汉、大连、北京、成都、长沙，甚至中国皮草之乡海宁自己的时装周。时装周那么多，中国的时装周似乎呈现出疯狂分布的状态，也让厂商和消费者迷了眼。
　　2002年成立的上海时装周是其中的佼佼者，以服务地区为己任到服务全国，再到现如今的服务全亚洲甚至全球。上海时装周的发展进程显然与其他竞争者相比快得多，其中背后的商贸生态作用凸显。

　　在商贸上，Mode上海服装服饰展自2015年创立以来已累计超过四十个国家的千余个品牌再此展示。本季，5天观展观众总人数达12058人，总人次达27622次，其中专业买手和代理商比例达到60%。其他六大展商在本季迎来参展品牌超过1200余个，展会面积逾4万平方米，观展观众总人次超过6万。
　　每一个展商也依托时装周平台稳健发展。以时堂Showroom为例，其公众号披露：本季其的访客增长14%，达7593人。其中买手比例依旧保持半成，达47%，总人数为3571，其自身展会的不断优化也带动了品牌的商业可喜的转化率。
　　“5年时间，通过建立商贸的版图，紧紧落实国家所提出的‘供给侧改革’，我们将这个行业的‘采买’模式建立起来了，”上海时装周组委会副秘书长吕晓磊告诉BoF：“上海时装周未来目标，真正的做创意设计的设计师们能够将自己的商业模式建立起来，发展太快，希望能放慢脚步沉淀下来。”
　　自我定位、区域产业发展基础、国家支持力度、人才储备是在中国举办时装周的四个致命要素。
　　上海时装周作为中国原创设计师起步及商业化的重要官方组织，创造了设计师成长发展的重要生态环境。在近5年间渐渐成熟，明确了自我定位，成为亚洲最大订货季，全球新品首发地。今年3 月 13 日，上海时装周正式获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标局批准，成为国家注册商标，这成为了上海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提升设计师创意及营商环境的重大举措，距离真正的亚洲时尚中心更近一步。

　　上海时装周的成功当然离不开这座城市，身处中国最具国际视野的城市，上海时装周吸引的国际买家和品牌不少，但城市背后的老牌时装产业基地才是重点，深圳时装周同理。
　　深圳是中国最早的几个服装代工基地之一，在进行不断的产业升级后，从产业末端的“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料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延伸至服装品牌化、服装设计、服装销售，形成完善的产业链，在深圳时装产业的升级过程中，这里诞生了诸如玛丝菲尔（Marisfrolg）、影儿（Yiner）、杰西（Jessie）、歌力思（Ellassay）等中国早期知名商业品牌，也是深圳时装周的主要参展品牌。谈到为什么要办时装周，深圳服装协会秘书长张洪涛告诉BoF，这是产业的需求也是全民的需求。深圳拥有其产业基地的优势，这也同样给独立设计师品牌带来“卖货”的压力。跻身大型商业品牌之中，难免看到新品牌的“急躁”和“缺乏安全感”。
　　深圳时装周玛丝菲尔试衣到家秀场 | 图片来源：对方提供
　　1997年成立的中国国际时装周是中国最早的时装周，时装周成立之时，中国时尚尚未入世，在中国制造、世界工厂的背景下，推崇原创品牌、设计人才让中国国际时装周拥有很高的前瞻性。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主席张庆辉曾表示：“从城市发展角度看，城市功能正从生产型向以提供更多公共服务和文化产品为主的消费型转变。在城市功能的叠加过程中，时尚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
　　正如名称中自带“国际”，国际化一直是中国国际时装周的一大战略方向，一直在做的也是通过平台，将人才培养的导向性与国内专业院校教育结合起来，为中国时尚产业输送更多的优秀人才的同时向外输送。但“国际化”对于中国国际时装周来说，似乎更加剑走偏锋，参与品牌与设计师的国际履历看似多元化，但实际还有更大提升空间成了一个问题。
　　虽然时装周的国际化并不单纯以国际知名品牌和设计师的参与度为本，但国际化这一硬指标，直接影响了受关注度。
　　日前，瑞典时尚委员会宣布取消斯德哥尔摩时装周，开发新的平台支持本土品牌。斯德哥尔摩时装周通常在8月举行，长时间以来被其他地区时装周所压制，本土品牌Acne Studios前往巴黎，而Ganni、Cecilie Bahnsen则倒戈哥本哈根。区域之间争抢的点无外乎于品牌与人，中国本土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
　　吸引外部品牌进入，防止本土人才外流，上海时装周本身具有较好的竞争力。多年塑造的多元、健康的时装环境让许多新设计师首选这里，上海时装周与Labelhood、Xcommons等设计师扶持平台的合作，Ontimeshow、Tube、Not、Alter、DFO、时堂等Showroom和展会的参与，让海外履历丰富的本土设计师及国外设计师拥有更多的选择空间。上海时装周与Pitti Uomo等国际机构的合作、邀请海外嘉宾、媒体和买手前来，以及”Design by Shanghai“的走出去的活动，都旨在向国际时装界输出人才。
　　深圳时装周在国家政策的帮助下，希望搭建大湾区时尚中心这一平台，为新兴设计师和品牌提供资金支持和场地服务。中国国际时装周多年打造的汉帛奖·中国国际青年设计师时装作品大赛同样在为“抢人”做着努力。
　　但说到“抢人”，阿里巴巴举办的首届断桥时装周是一匹“黑马”，凭着平台的号召力，倒是令人刮目相看。今年9月12日，这场在杭州西湖的著名景点断桥举办的时装秀吸引到了包括李宁、Chen Peng、Particle Fever、At-One-Ment by Wanbing Huang、Banxiaoxue等在内的中国原创设计，英国设计师Chalayan也慕名而来。
　　这场秀作为第四届淘宝造物节的开场，主办方花了很大的功夫，此次淘宝造物节的总负责人，阿里巴巴首席市场官董本洪（Chris Tung，花名：张无忌）曾对BoF表示：“我们希望是把断桥时装秀做成全球第五大时装周，这次原本可以邀请到更多大牌，但由于时间上与四大时装周冲突，很多品牌不得不放弃。明天我们可能会动一下时间，会把它做的更世界级。”虽然现场可容纳的观众数量有限，但线上的收看规模预计能达到千万级。显然，阿里巴巴的野心很大，希望依靠自己背后庞大的生态，获得在全球时尚领域的话语权。
　　日前，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发布的《全球时尚产业指数·时装周活力指数报告（2018）》显示，上海时装周的活力度已超过东京时装周，仅排在“四大”之后位列第五位。但东京作为西方时装产业影响颇深的亚洲时尚重地，依旧具有竞争力。但人才外流，以及商业活跃度下降已影响到它的发展。

　　扶持本土设计师对于在上海时装周后举办的东京时装周来说，倒成了人才外流的原因之一。对于很多新兴品牌而言，东京时装周是前往巴黎的跳板，多数获得东京时尚大奖的品牌会顺势加入巴黎时装周。当然，乐天集团（Rakuten）取代亚马逊（Amazon）成为东京时装周的赞助商，也标志着东京时装周将更加关注本土时尚和电子商务环节。
　　在举办时间上，上海、东京、首尔三个亚洲主要时尚城市与“四大”相比还缺少优势，三者之间也在暗自较劲，因为举办时间的早晚将直接影响设计师的订单量。固然中国有许多城市反常规订货季举办时装周，将时装周装扮成“完全体”商业活动。但订货对于多数时装周来说，还是最主要的目的。
　　2020春夏季，上海时装周刚刚结束官方日程，而首尔时装周于10月14日至19日举行，东京时装周与其撞期，在10月14日至20日举行。两者在全球所有主要时装周中举办时间最晚，设计师很难获得订单，迫使不少品牌移师其他城市。撞期也迫使买手和媒体需要在两者之间做取舍。上海的展厅、订货会和时装秀变得更有吸引力。
　　当时装周模式渐渐被新鲜交易模式打压，中国的时装周却凭着摸着石头过河的魄力获得更多的国际话语权。上海时装周的成功非一日之力，更多的是长期以来对原创设计师构建的多元环境，以及上海这座城市的魅力。世界第五大时装周，谁都想做，但谁能拔得头筹，还需静待观察。